1644年，时逢甲申。这一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入主北京仅40天，旋即被南下的满族人打败，从此开始了满清治下的中国。这一年6月6日是令无数明臣掩面伤泣的日子，到本世纪郭沫若还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纪念。如果用长镜头，再将这一事件放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中，其意义便更不寻常了。
明朝的灭亡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次崩溃。它的覆亡和几百年前消亡的宋朝没有太大区别，此次，不过是这个数世纪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社会的最终结局。中华文明在进入“后帝国时代”后，出现两个无法抹去的下沉特征：一是从横向来看，这个同心圆状的、由核心区（中原地区）和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组成的帝国体系，即东亚封贡体系已遭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半开化民族如女真、蒙古、契丹、党项人的强劲挑战。地缘政治地图由于力量对比的改变而改变，中原的汉民族遭到崛起的游牧民族的分割、包围乃至压缩——金人长达一世纪的控制中原以及蒙古人逐鹿中原、继承大统也不过是汉文化扩散引起长期变化的结果罢了；二是从纵向来看，这个高度精密、等级森严的帝国政治体系中，也分离出了一大批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流民，他们是王朝末期的必然产物：官僚政治极度腐败，侵吞农民土地已成为官吏和大地主的最高追求，人口成倍增长，农业生产率大不如从前，一遇到灾年，成百万计的流民如同干柴，一人振臂则应者云集，遂以燎原之势焚烧将倾的帝国大厦。
明朝的灭亡就是这一文明机体时时发作疾病的结果。这两件事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1619年“萨尔浒”之战，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击败明军。这意味着这支始终游荡在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真正具备了挑战核心地区的勇气和能力。这支力量壮大得如此迅速，盖因他们生逢其时——明朝帝国已衰败不堪，各地已出现了农民起义。
这时候的世界已是一个欧洲人力量遍布的世界了。但中国人清楚这一点要到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明朝与李自成义军及满清八旗兵为体系的崩溃与重建激战之时，欧洲人也同样为新秩序的建立临近“三十年战争”的尾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体系的雏形，它的触角这时已伸向了亚洲。但在奥斯曼帝国和中华社会眼里，欧洲文化显得幼稚粗陋，尚处在文化“战国时期”的它是不具备输出新文化能力的，欧洲文化的成熟要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荷兰人也仅有海上优势而已，不敢有在陆上与这些帝国较量且取胜的侥幸。
全球贸易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即欧洲的工业制品、美洲的原料、非洲的劳动力这样一个洲际三角贸易。另一个洲际三角贸易也同样形成了：即亚洲的奢侈品、美洲的金银、欧洲的工业品，这一贸易体系是葡萄牙人在取代了阿拉伯人主导亚洲贸易之后建立的。葡萄牙人控制着欧洲到亚洲的所有重要海上通道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成为他们在亚洲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军事要塞。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广州并得到明朝的特许从事经营贸易。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粗糙的产品在亚洲无落脚之地，他们只能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以及日本的白银和铜运到中国，又将中国的茶、丝绸、工艺品运到这两地，或者将亚洲的特产贩到欧洲，将欧洲从美洲掠夺的黄金、白银流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
这一洲际贸易与大西洋的洲际贸易有很大的不同，大西洋贸易有利于欧洲，这种贸易则对中国有利——此种大好局面一直保持到1800年前后、鸦片流入中国引起白银外流为止。
拥有贸易主动权的中国尽管不甚积极，但受惠于这一国际贸易却无庸置疑。这些贸易影响缓慢地渗透到了帝国政治体系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洲的农作物进入中国，如花生、玉米、甜薯等易生长、产量高的农产品，推动了人口激增。到1600年明朝人口已达1．5亿。这对早已衰弱的明朝来说并不是好事。照理来说，人口的增长在西方是文明扩张的动力之一，但条件是农业领域首先出现革命性进步。但新作物植根中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反而降低了，没有任何技术或新的耕种方法出现。逐渐地，农业生产量与迅速增长的人口不平衡了。假如人口的增长被控制在合理状态，大量剩余产品就可能进入商业流通渠道，用于城市消费，从而刺激城市手工业发展。明朝的人口快速增长，限制了后来征集资源对付外患内忧的能力，也消耗了原来可作为商业流通的剩余产品，人地矛盾已极为突出。自发的移民出现了，先是向西南地区再是向东南亚，尽管明廷明令禁止，1603年，即西班牙屠杀移往菲律宾的明朝人时，那里的明朝人已达两万人，是西班牙人的20倍。不过，十七世纪初经济状况恶化与气候也有很大关系——遭遇了最寒冷的时期——欧洲学者称之为“小冰河时代”。这严重影响到农业，许多地区歉收，流民增加。剩余人口到了灾年就汇合成冲毁帝国的洪流。
国际贸易对明朝第二件重大影响是美洲金银的流入。在16世纪末中国的丝绸、茶品占据了欧洲市场，大量金银流入中国。这为国内商业发展带来良机——英国，因价格革命而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西班牙经济则因此遭到打击为其衰落埋下病根。在明朝同样出现了因福致祸的事——金银流入仅仅对东南沿海的商业发展影响很大，对其他地区却无甚触及。况且张居正主政时期，将全国的白银囤积于中央政府，不但使白银失去作为货币促进商业流通的价值，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全国一些重要商品价格下跌，使一度发达的经济堕入低迷。更有一个负面影响不能忽视：当东北地区满族与明军大战时，明廷将大批银两调往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财政和经济都遭到打击——李自成能在西北崛起不能说与之无关。李自成与以往农民起义一样，是中国文明衰落的间歇性周期现象，它调整了社会关系，但由于其局限性，未能带来革命性的社会进步。
差不多与清军入主中原同时，英国取代葡萄牙、荷兰人控制了亚太地区的所有海上战略通道。英国之所以能在亚洲较其他欧洲国家更有力量在于它拥有印度。但是欧洲的商品仍然对亚洲尤其是中国没有丝毫吸引力。亚洲人都只对金银有兴趣。17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向亚洲出口的货物四分之三是贵金属。毫无疑问，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撞击中，仅从贸易上来看，东方都是赢家。但是有一个转变正在悄悄发生，即贸易主导权正在被欧洲人掌握。主要是因为中国太过于依赖贵重金属进口：清朝在开国头10年铸造的铜元竟然超过明朝200余年所铸造的总和。民间因有廉价的货币流通，促进了国内商业区的发展。但是，国际贸易长期且隐性的影响要到1800年前后才显现出来：白银的逆流和剩余人口的出现最终使不堪重负的政府在经济凋敝后财政濒于破产了。
这个在明朝废墟上重建的帝国，恢复了东亚封贡体系。周边的国家如朝鲜、琉球、暹罗、爪哇等等国家重新开始朝贡。它在地缘战略上仍沿袭历代：向北发展大陆力量。战略推进的前夕，清军平息了西蒙古人的叛乱，作为这一事件的延伸：东西方两个最有成就、最有才华的君主——康熙与彼得，在长久对视中，又匆匆打了个照面——1689年，清军在雅克萨战胜了扩张犯边的俄军后，签订了一个稳固北方边境达170年之久的《尼布楚条约》。
然而，清朝已处于战略上的两难：既要对付北方的扩张之敌俄罗斯，又要对付海上的强大敌人英国。但清朝的统治者丝毫不了解已进步、缩小且飞速变化的世界：在悄悄开来的历史巨轮面前，她自恃强大的武力已生锈，她自视恢弘的文化已萎靡。她却只不过威严而倦烦地看了两眼，便在自我满足中沉湎下去了。
国际部策划
 |
